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，一份总结党百年奋斗成就的决议通过了，也就是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。

《决议》中提到延安整风时是这样表述的：“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，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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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成效集中表现为对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锻造。

延安整风是对党自身进行锻造，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了中国共产党，创立了“党的建设”新模式。

改变了党内斗争的方式，强调从思想上建党，也要从思想上整党

1939年，毛泽东在《〈共产党人〉发刊词》中提出：

“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、广大群众性的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。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，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，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，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。”

延安整风就是“进行”这件“伟大的工程”的实际举措。

既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，那就要设法去掉不符合要求的东西。

整风的过程，就是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过程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，即组织处理的问题，这属于处理党内矛盾的政治问题。

此前党的历史上，对待犯错误的领导人，继任者大都予以严厉打击。苏维埃后期，“左”倾中央还明确地要求，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。

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的方式，强调从思想上建党，从思想上整党，明确提出“打倒两个主义，把人留下来”；“整”思想，但不“整人”。思想通了之后，还可以再担任领导职务。

总的宗旨就是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，“既要弄清思想，又要团结同志”。

即使对王明，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予以很大照顾，中共中央想方设法地为他治病，并在病好以后重新安排了重要职务，党的七大上，王明仍被提名选为中央委员。

这无疑是党的建设的一种创举。

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“武器”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

延安整风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——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过程。

其中一些具体的做法极有示范的作用。

比如，分几个阶段集中学习，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区别要求，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，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等等。

可以说，延安整风的过程，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“武器”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的过程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党创造了正确运用这一武器的成功范例。比如这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：

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，只能当面批评，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；

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。给那些喜说闲话，喜欢广播，喜打听人家的秘密，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；

批评应该是严正的、尖锐的，但又应该是诚恳的、坦白的、与人为善的。

1962年，毛泽东决定在全党纠正“大跃进”以来所犯的错误时提到了延安整风：“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，只要认识了，改正了，就好了……大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，经过批评或者斗争，分清是非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，‘团结—批评—团结’这个公式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。”

这个“公式”显然具有超时空的“模式”意义，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沿用着。

延安整风后，中国共产党的形态、气质和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

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效，连蒋介石都有过积极的评价：“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，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‘整风运动’起，便逐渐扩张”。

他认为，通过延安整风，中共形成了“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，运用于组织、宣传、训练与作战”，“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，对于本身的业务，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，精益求精。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，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，无论什么问题发生，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，探本穷源，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，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。”

文章摘编自5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

原文作者：张太原

编辑：刘雅婷